主页 > 期货知识 > 期货市场与《二十四史全译》的诞生

期货市场与《二十四史全译》的诞生

作者:admin 时间:2016-10-08 来源:网络收集

——内容摘要:从表面上看,期货市场与《二十四史全译》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而事实是:没有中国的期货市场,可以肯定地说《二十四史全译》至今仍很难问世。因为,期货市场成就了一个人物,使他由一个贫穷的青年学者,靠自己的智慧和胆略,几年间就变成了亿万富翁。正是这个人物,出资六千多万元,促成了《二十四史全译》的翻译与出版,成就了一件中华民族出版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在审阅了部分译稿后欣然题写了《二十四史全译》的书名。温家宝总理在许嘉璐主编的信上批示:“《二十四史全译》的出版,为我国文化事业办了一件好事,特向您和编委会,出版单位表示祝贺”!一些国家领导人,对新出版的《二十四史全译》珍藏本爱不释手。

  读史、学史,以史为鉴是我国几代领导人的共同要求。纵观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也曾长时间领先于世界,为何一步步地走向衰败?长期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专制、思想专制、文化专制和经济专制,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根源,“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文章,是维持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

  中国能否全面复古?中国能否全盘西化?中国能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史为镜,以史为鉴。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回顾和思考,通过对中、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分配观念,教育内容、方法、观念、宗教、绘画、雕塑、建筑等多方面差异的比较和讨论,就不难得出正确判断,历史事实胜于雄辩。

  民主和科学是中国百年变革的强大推动力。丰衣足食,和平安定的小康社会,是多少代中国人追求的千年梦想。历史的车轮行驶到二十世纪末,中国初步实现了小康社会的千年梦想。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几年,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最好的阶段。这不是溢美之词,这是不争的事实。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已初步变成社会现实,村级已实行了民主直选。人民的衣、食、住、行基本得到保障,民主和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日益显现。

民间有句俗语,叫作“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是形容一件事内容非常复杂,过程十分艰难,结果恢宏壮烈,说来话长的意思。

《二十四史》由《史记》开篇到《明史》压轴,计三千二百五十卷,四千七百二十万字,系统记述了从中华始祖皇帝起至清兵入关,明朝灭亡,上下四千二百四十四年的中国历史。从公元前一百零四年汉武帝时期的史学大家司马迁先生撰著的《大史公书》,到公元一千七百八十四年清乾隆帝钦定的《二十四史》集典完成,共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其著期之长,著者之多,涵盖之广,跨越之大,衔接之密,考据之精,工程之巨,堪称空前绝后。放眼世界列国,如此恢宏巨典,绝世无双,实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二十四史》以帝王纪传为纲,贯穿历史事件,辅以“表”连接时空、人物,用“志”补以典章制度与天文历法等内容,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了中国历史的全貌。其中记载的人物,举凡帝王贵族,官吏,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画家,书法家,经学家,说客,游侠,策士,隐士,商贾,医者,卜者,俳优等无所不有;记载的社会生活,则政治,军事,科技,外交,文学,艺术,农商,财税,天文,地理,历法,乃至道德,宗教,民族,民俗等,无所不包。《二十四史》堪称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中国封建文化之集大成。

修史、读史,以史为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但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巨大差别,严重影响了人们阅读史书的能力。当今四十岁以下的文化人能够直接阅读古汉语史书的已越来越少。如不抓紧翻译,用古汉语写成的《二十四史》将可能像印度的梵文一样,成为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读懂的古文字。梵文是世界最优秀,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其文献数量仅次于汉文献超过古希拉语和拉丁语文献的总和。具有四大圣典之称的《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以及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时至今日,世界上仅有几个人能够读懂。人类现代文明已失去了翻译上述恢宏文化遗产的能力,这不仅是印度文化的重大损失,也是世界文化精英们的共同遗憾!

为了避免我国的《二十四史》重蹈印度的四大圣典和两大史诗的覆辙,最有效的传承办法就是将其译成现代社会通行的现代汉语。中华文化几千年能够流传不衰,得益于好多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地对历史古籍进行今译的工作。司马迁写《史记》,就是对他身前两千多年的原始文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翻译。千百年来,历代的文化精英们,不断地对前朝的文献进行翻译,中华文化才得以有效传承。

盛世修史,历代如此。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著《史记》树历代修史之楷模,唐太宗李世民,开建立专职国家机构修国史之先河,遂修成魏晋南北朝十史。并组织大规模的文化精英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进行注释和翻译。宋修国子监本十七史,明修国子监本二十一史,清乾隆皇帝倾其人力,财力于公元一千七百三十九年始,至一千七百八十四年止,历经四十五年修成《二十四史》,因主要工作在武英殿完成,史称武英殿本。辛革命后,北洋政府曾颁令修清史,因人力、财力受限,未果。中华民国时期,政府号召修史,由张元济主持,历时十八年搜集各史善本,校正勘误,相互补缀辑印,有如僧人的百衲衣,史称百衲本,于公元一九三六年出版。尽管当时不少学者极力提倡翻译《二十四史》,据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蒋介石,对此项工作曾引起重视,但因民国的人力,财力均不能及,只好作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即指示有关部门设立专门经费,在全国调集人才,整理《二十四史》。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尤其是对《二十四史》爱之更切,他老人家何曾不想组织人力对《二十四史》进行现代语言的翻译,以利中华文化的传承,以便更多的人读史、学史、以史为鉴,但限于当时的综合国力,只能作出一个现实的选择:对《二十四史》进行标点。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由顾颉刚,白寿彝两位先生担纲,组织大批学者,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终将其完成。于公元一九七八年由中华书局分批出齐,史学界称之为“标点本”。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欣欣向荣,逐渐呈现太平盛世景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精英们,为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将自觉地担负起艰巨、崇高而又光荣的历史责任。时至公元一九九一年,在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嘉璐教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教授的共同倡导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全国十余所名校的二百多位著名专家学者,自发地组成了翻译《二十四史》的专家队伍。当时的国家,百业待兴。翻译《二十四史》这样的项目还不能列入国家的紧急投资项目之中。然而这个项目又太急迫,太重要了。因此,一批忧国忧民的文化精英们,决心利用民间的资金和力量,为抢救中华文化做点实事。人心齐,泰山移。他们多次召开会议,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很快统一了认识。确定了翻译内容和方法。确定以“标点本”为基础,把《二十四史》直译成现代汉语,取名为《二十四史全译》。因为作为“二十五史”之末的《清史稿》,由于成稿仓促等原因,错、漏、误较多,历来为大多数史家所不满,重修清史势在必行,因此,仅译至明史。

随之成立了《二十四史全译》编辑委员会。顾问由同林、邓广铭、阴法鲁、何兹全等四位学贯古今的老先生担任。编委由安平秋、许嘉璐、黄永年、杨忠、倪其心、曾枣庄、李修生、章培恒等八位先生担任,各编委分别担任各分史主编。一九九一年十月六日,第一次编委会在北京蓟门饭店举行。会议由许嘉璐主编、安平秋副主编主持,各位顾问、各分史主编和民营企业的投资方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明确了由主编许嘉璐向投资方签订翻译书稿的合同,对投资方和书稿翻译质量负总责,再分别与各分史主编签订合同,明确各自的责任、权利与义务。各分史主编组织专家学者按合同规定的方法步骤,质量标准,稿酬支持办法等具体开展翻译工作。会议还通过了“《二十四史全译》翻译出版计划”、“《二十四史全译》工作条例”和“《二十四史全译》书写条例”三个纲领性文件。会议确定的工作进度是:从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九年完成翻译、出版计划,二零壹零年前争取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目录。会议通过的预算为三千捌百玖拾玖万元,全部由民营企业分九年拨付。